国医大师李今庸长期从事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研究，其著述颇丰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出版和刊印的学术专著有《读古医书随笔》《金匮要略讲解》《黄帝内经考义》《李今庸临床经验辑要》等数十部之多。其中，《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李今庸》《古医书研究》《舌耕馀话新集》《李今庸医案医论精华》《中医科学理论研究》《黄帝内经考义》系近年来新版的独撰专著，表明李今庸在75岁以后仍然勤奋不已，耕读不辍。现将李今庸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学术思想特点

倡导中医药学应立足特色和优势

　　李今庸指出：中医药学，民族瑰宝。它是由“阴阳五行学说”“藏府经络学说”“精神津液学说”“营卫气血学说”“七情六淫学说”“气机升降学说”“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等构建成的一整套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它阐明医学世界各个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从而规定了在中医药学临床医疗活动中，必须随着疾病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认识和治疗。因而在发展中医药学上，李今庸提出“在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实有必要在保证和提高中医药学疗效的原则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根据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部规律，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进行客观地切实认真地研究，以便将其纳入现代科学的轨道，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李今庸认为中医药学术“具有浓郁的东方特色，含有精深博大的辩证法科学。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对各种疾病的普遍规律的总结中形成的。中医药基本特色，是把医学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和一门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科，其医疗活动，则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的辨证论治过程。所谓辨证论治，就是在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辨别其病症的性质(病机)，并依据辨别出来的病机，确立治疗方法。”他指出：“这既是中医学的特点，也是其精髓，是其灵魂。”

强调临床上的“论治”，必须“辨证”

　　既然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必然有它科学的内涵，那就是“中医学在临床活动中，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全面搜集和掌握有关疾病的各种情况，然后以中医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对现有资料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找出疾病的本质，并据以确立其治疗疾病的方针。”

　　“辨证”和“论治”是构成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辩证思维的治疗思想，这就构成了与世界其他医学的质的区别。它体现了“一切真知从实践出发”“实践第一”的观点，即客观世界的不断变化促进了中医学术在主观认识方面的不断发展和更新，这正是中医药学术历经千年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并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和发展的过程。

　　在充分发挥中医药传统优势的同时，还应积极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借助现代一切检查手段，扩展中医药学望、闻、问、切的四诊，以认识人体深层的病理变化，并在实践中逐渐积累起大量资料，坚持不被别人已有的结论牵着鼻子走，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为思想指导，对现有资料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分析，找出新的规律，纳入辨证施治的轨道上去，从而发展中医药学的辨证施治。

临证经验

　　李今庸在临床医疗上，坚持了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临床实践，坚持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治疗疾病，以人为本。他通晓内、外、妇、儿及五官各科，善治内科、妇科疾病，尤其善治疑难、危重病证。其用药特点方小量轻，以简制胜，提出了“方不在大，对症则效;药不在贵，中病则良”等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

强调临床对理论的依赖关系

　　中医药学理论是对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反过来又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故李今庸非常强调临床实践对理论的依赖性。如一壮年男子，突发前阴上缩，疼痛难忍，呼叫不已，李今庸据《素问·厥论》“前阴者，宗筋之所聚”，《素问·痿论》“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的理论，为之针刺足阳明经之归来穴，留针10分钟，病愈，后数十年未再发。又一男婴，病发热十余天，就诊于李今庸，诊见其苔薄，指纹青紫，先以麦冬、知母、花粉、甘草等生津清热药予治，服药后热稍退而增泻利矢气症。李今庸本《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之法，治以五苓散。服药1剂，小便利而热已退，病遂告愈。

重视辨证施治

　　李今庸不仅强调临床实践对医学理论的依赖性，尤其重视辨证施治之临床核心。其临证时总是细心诊察、精心辨证，故疗效卓著。如有6位经西医检查均诊断为血小板减少的患者就诊，李今庸诊断辨证认为：一位患者为心脾两虚，治以归脾汤;一位患者为冲任不固，治以胶艾汤;一位患者为肺虚气躁，治以麦门冬汤;一位患者为阴虚血少，治以地骨皮汤;一位患者为瘀血阻滞，治以桃红四物汤;最后一位患者则为湿浊阻滞下焦，治以萆薢分清饮加味。病同而治不同皆愈，何也?辨证所由然也。又如一老妇患糖尿病，前医依消渴，拟滋阴清热方为治而病证不退，后转治于李今庸，经辨证为脾虚而改投六君子汤加山药，服十数剂而痊愈，足见其辨证之精且细也。

善治疑难危重病证

　　医生不在于能医疾，而在于能医人之所不能医之疾;不在于能治病，而在于能治疑难重证。而李今庸之术正是在于善治疑难重证。他并不因为西医诊断为不治之病而不治，而认为只要是有一点希望，就应当积极地去争取，1976年9月23日在某大医院会诊一晚期肺癌患者，昨日其舌忽缩至舌根，几阻塞呼吸，家属求医院想办法使舌伸出，医院医生说这是肺癌发展的必然结果，无办法可施，并断言病人寿命不会超过10月1日。后经李今庸给予猪苓汤加味，1剂其舌即伸，并以中药延长了患者寿命，大大超过了医院所判死之日。一位血友病患者，左膝关节肿大疼痛，步履艰难，西医以为必须做关节溶合术，后经李今庸诊治而愈。一痰饮患者求治，李今庸给服苓桂术甘汤加味治之，病症消退，唯脉结仍在，时李今庸谓左右曰：其人痰饮窠囊未除，必当复发。后果如其所言。

方小量轻不尚贵药

　　李今庸常言“方不在大，对证则效;药不在贵，中病则良”。所以他在临证处方时，常遵循其自己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即“选方用药，既达到治疗目的，又不浪费药材”。处方用药一般为8～9味，每味药量多在10g左右。

选方遣药不囿于西说

　　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李今庸注重辨证遣方用药。如一男性患者，45岁，发病已4天，病初左大腿内侧生1个小疖，红肿疼痛，继而面部浮肿，化验检查，诊断为急性肾炎。他在临证处方时并未因其是炎证而用清热解毒药以消炎，也未因其小便中有蛋白，用所谓消蛋白的中药消蛋白，而是依据患者面部浮肿、恶风、发热、无汗、口不渴、小便短少而舌青、苔白、脉浮等症，辨证为风寒袭表，风水相激，肺失宣降所致。治以辛温发表。服药3剂，症除肿消，小便化验尿蛋白消失。(李琳 湖北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