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固体燃料燃烧对健康危害更大
健康报讯（记者 孙国根）近日，复旦大学环境系李庆研究员所在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团队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书肖教授团队、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李向东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我国民用固体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气溶胶健康风险远超燃煤电厂。该成果论文近日已发表在国际能源领域期刊《自然·能源》上。
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已成为世界排名第4的健康风险因素。然而，大气气溶胶的化学成分极其复杂，导致不同区域/城市大气PM2.5的健康风险出现不平等现象。为搞清楚气溶胶关键化学组分的源头形成机制、人群暴露健康风险和生物毒性机制，多学科联合研究团队对大量固体燃料燃烧源现场进行测量、化学成分甄别、生物毒性解析和空气质量模拟及暴露风险评估。
结果发现，我国民用固体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气溶胶人群暴露风险比燃煤电厂排放的气溶胶高出两个数量级。
多学科联合研究团队发现，固体燃料在民用炉具和发电厂锅炉中的燃烧效率差异显著，导致气溶胶中有害物体多环芳烃等关键毒性组分的不同，最终引起气溶胶毒性效应的巨大差异。民用炉具的固体燃料燃烧具有较高的不完全燃烧效率，产生的多环芳烃组分是其排放气溶胶毒性的主要来源；而发电厂排放的气溶胶毒性主要来自毒性金属元素。研究表明，燃烧效率越低，产生的致癌性物质浓度越高。
研究团队从大气源头治理提出，基于气溶胶健康风险的大气污染治理思路和气溶胶毒性参数，结合我国燃料消费水平、大气排放清单、空气质量模式与污染暴露模型，发现我国民用固体燃料消费水平仅为电厂的11%（以2017年为基准），但PM2.5排放量约为发电厂的5倍，而基于毒性调控的人口加权PM2.5暴露健康风险约为发电厂的218倍。这一结果表明，民用固体燃料燃烧带来的健康风险远超过燃煤电厂。
多学科联合研究团队认为，当前“基于PM2.5浓度水平”的大气污染控制政策亟待突破，应该充分考虑气溶胶的毒性差异，推进基于气溶胶人群健康风险的大气污染治理思路。
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已成为世界排名第4的健康风险因素。然而，大气气溶胶的化学成分极其复杂，导致不同区域/城市大气PM2.5的健康风险出现不平等现象。为搞清楚气溶胶关键化学组分的源头形成机制、人群暴露健康风险和生物毒性机制，多学科联合研究团队对大量固体燃料燃烧源现场进行测量、化学成分甄别、生物毒性解析和空气质量模拟及暴露风险评估。
结果发现，我国民用固体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气溶胶人群暴露风险比燃煤电厂排放的气溶胶高出两个数量级。
多学科联合研究团队发现，固体燃料在民用炉具和发电厂锅炉中的燃烧效率差异显著，导致气溶胶中有害物体多环芳烃等关键毒性组分的不同，最终引起气溶胶毒性效应的巨大差异。民用炉具的固体燃料燃烧具有较高的不完全燃烧效率，产生的多环芳烃组分是其排放气溶胶毒性的主要来源；而发电厂排放的气溶胶毒性主要来自毒性金属元素。研究表明，燃烧效率越低，产生的致癌性物质浓度越高。
研究团队从大气源头治理提出，基于气溶胶健康风险的大气污染治理思路和气溶胶毒性参数，结合我国燃料消费水平、大气排放清单、空气质量模式与污染暴露模型，发现我国民用固体燃料消费水平仅为电厂的11%（以2017年为基准），但PM2.5排放量约为发电厂的5倍，而基于毒性调控的人口加权PM2.5暴露健康风险约为发电厂的218倍。这一结果表明，民用固体燃料燃烧带来的健康风险远超过燃煤电厂。
多学科联合研究团队认为，当前“基于PM2.5浓度水平”的大气污染控制政策亟待突破，应该充分考虑气溶胶的毒性差异，推进基于气溶胶人群健康风险的大气污染治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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