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波
 

　　摇滚乐手姬赓获政府特殊津贴的消息，近日让河北省会城市——石家庄刷了一次存在感。

　　据石家庄市政府文件显示，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根据《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选拔管理办法》，姬赓在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每月可以拿到500元的专家岗位工作津贴。

　　姬赓是石家庄本土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贝斯手，这一消息曝光之后引发关注和热议，连同他创作的广为传唱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也再次冲上热搜。

　　他在歌词里写道：“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唤醒了人们对于曾经无限辉煌，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崩塌”的医药重镇石家庄遥远的记忆。
 

       昔日荣光与“药都”之谋

　　对生活在石家庄的人来说，制药企业散发出来的味道是他们一生的记忆。有网友回忆称：“小时候石家庄被戏称为‘五味街’”。在那个年代，药厂职工是让人羡慕的职业，药厂提供职工宿舍、食堂、医院、俱乐部、幼儿园、托儿所……从工作到生活，从出生到终老，涵盖一生。

　　而这一切源于1953年，举全国之力建设的大型制药企业——华北制药落地石家庄。

　　1946年，由于医药物资奇缺，青霉素售价堪比黄金：20万单位的盘尼西林(青霉素)重0.12克，但价格相当于0.9克的黄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投资超过7000万元，汇集全国医药技术骨干，齐赴石家庄建设华北制药。

　　华北制药因此被誉为“共和国的医药长子”“抗生素发祥地”。1958年，华北制药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线之后，彻底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售价也降低至几毛钱一支。

　　作为中国抗生素行业的“黄埔军校”，华北制药培养了大量的制药技术人才，使石家庄在全国制药行业占有绝对的龙头地位。

　　这是石家庄医药产业最为高光的时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北制药72米高的玉米机械化仓库工作塔(俗称“淀粉塔”)，是石家庄乃至全省最高的现代化建筑，是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至今当地人仍对此津津乐道。2019年4月12日，华北制药厂还入选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二批)” 。

　　石家庄也因药而兴，成为中国最大的医药工业基地之一。制药业也成为石家庄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地影响石家庄城市的发展格局，石家庄也借此从重要的交通枢纽，成为新兴工业城市。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河北医药产业产值仍然位居全国第二位，而石家庄占据了河北医药产业70%的资源。到2000年，石家庄医药产业实现产值仅次于上海，名列各省会城市之首，实现利税则居全国第一。至2002年，石家庄入统医药工业产值127亿元，销售收入154亿元，均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

　　正因为此，2003年石家庄将建设“药都”写进了城市发展规划中，总体目标是：2005年建成“药都”雏形，2010年建成“中国最大的‘药都’”，以期“药都”成为石家庄的“城市名片”。当时石家庄通过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有些骨感。

　　如今，石家庄不仅没有按照既定计划，打造成“中国最大的‘药都’”，而且2015年后，以石家庄为主力的河北医药产业产值在全国已跌至10名开外。

　　以至于2019年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河北省发改委主任党晓龙坦言，“2010年以来，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在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和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布局热潮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存在着产品升级缓慢、创新能力薄弱、人才资源流失、市场竞争力下降等突出问题。”

　　河北经贸大学教授董葆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石家庄医药产业衰落的原因，一方面是医药产业只有大企业，没有形成生态;另一方面，很关键的是，当时大的龙头企业都是国企，体制机制上面，尤其市场理念、市场思想，没有跟上时代步伐。

 

　　一位花甲老人在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华北制药职工宿舍前驻足。图/中新图片

　　加之环保压力下，华北制药与石药集团等原料药大户的多家子公司或选择搬迁，或进行环保改造，耗费了巨大成本。华北制药作为国内抗生素生产量最大的企业，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抗生素生产基本处于全面停产状态。

　　董葆茗表示，2003年之后，石家庄几个医药龙头企业发展相继出现一些问题，包括环保要求下医药产业的搬迁，一些企业股改中出现的问题，抗生素、原料药的生产受到影响等一系列的变化影响了企业的转型发展，没有龙头企业的支撑，石家庄医药产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

　　“河北省医药产业目前的基本状况是：跌势严峻、形势急迫。”河北省促进医药产业发展专题调研组2018年在《河北省医药产业发展的障碍因素与创新路径》(以下简称《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石家庄医药产业首当其冲。

　　当年，石家庄的官员曾断言：用不了多久，石家庄肯定会以中国“药都”的雄姿屹立在华北大地。20年之后的今天，石家庄发布的推进医药产业发展的文件，甚至没有再出现“药都”字眼。
 

      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实际上，石家庄不是没有机会成为国内名副其实的“药都”。

　　2003年，根据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石家庄向国家发改委正式递交了建设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申请。2005年11月25日，石家庄接过“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牌匾，成为中国首批获准设立的三大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之一。

　　然而，快人一步的石家庄，在之后却并没有走在前列。究其原因，前述《报告》归因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体制改革落后，责任主体不明确。这自然也是石家庄的医药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

　　对于石家庄而言，产业扶持政策的缺失，积极招商意识的匮乏，以及相对不完善的配套措施，这些都使得石家庄在医药产业转型和发展慢人一步。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10年河北华安生物药业的胃癌疫苗项目。当时，该项目首选地就是石家庄市，但因为地方政府土地指标紧张迟迟难以落实，最终该项目落户安徽省芜湖市。

　　从产业结构上来说，董葆茗表示，石家庄医药产业产品结构上主要是原料药，附加值并不高。石家庄“按照原料药的速度来发展，人家是按照成品药的速度来扩张。虽然也一直在进步，但速度上被拉开了”。

　　城市的产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当其他城市高速发展的时候，自己在转型过程中没有跟上，被超越也是必然。

　　近年来石家庄乃至河北省，确实回应了前述《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出台一系列推进措施鼓励医药产业发展。比如，将生物医药产业纳入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为了避免重蹈华安生物药业的胃癌疫苗项目落户他地的覆辙，2019年河北省《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中，第一条政策即是“加大土地定向供给力度”。

　　石家庄层面，还设立了规模50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金，重点培育和引进领军企业、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和重大项目。一些老牌药企，如华北制药2020年收到政府补贴金额超过1亿元。高规格的政策扶持和大手笔的资金补贴背后，是石家庄乃至河北重振医药产业的强烈愿望。

　　今年9月底，石家庄出台《全力做大做强医药产业行动计划(2021—2023年)》。行动计划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到2023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年均增长15%左右;培育生物技术药、高端化学药、优质中药、高端医用康复器械、公共卫生防护用品等全国龙头企业15家以上，基本建成全国重要的生物药及化学药制剂创新引领区、知名企业聚集区、总部研发基地、原料药和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实现由制药大市向制药强市跨越。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产业结构与新兴产业布局的角度来说，石家庄医药产业确实是比较有优势的产业，从京津冀总体上来讲，医药产业本身也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差异化定位的行业。

　　董葆茗表示，石家庄一直有发展医药产业的意愿，也有传统和基础 ，各方面的时机也比较合适。他认为，围绕着大健康产业，石家庄医药产业的发展可以预期。

　　但他同时指出，石家庄医药产业的发展也存在制约因素。一方面，高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经营管理型人才稀缺;另一方面，制药企业研发也制约了医药产业的发展。

　　董葆茗表示，石家庄缺乏好的药科大学，对医药研发“支撑力度不够”。而石家庄医药产业资本、并购之类并不活跃，扩张速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民革石家庄市委员会2020年一份题为《关于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的提案也指出，石家庄医药产业发展存在优惠政策受益企业覆盖面不够广泛，石家庄医药界的龙头企业普遍存在产品单一、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等问题。

　　这份提案还指出，融资渠道狭窄，限制了石家庄医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高层次人才紧缺，影响了石家庄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

　　无独有偶，民建石家庄委员会一份把生物医药产业打造成为该市“一号产业”的建议也指出，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较低，对龙头企业的吸引力较弱，产业园区配套建设与企业实力整体不强，以及高端创新主体数量不多，创新药研发少，高端人才数量严重不足、国际化程度不高，专业技术过硬的人才短缺，引进落地的高端科研成果不多，引领带动作用发挥不强等问题。

　　石家庄想要浴“药”新生，可能还需要在更多的层面发力。